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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头和她的矮丈夫

不要忘记,那些灿烂过的痕迹

 
 
 

日志

 
 

冯文炳《竹林的故事》  

2007-06-06 01:1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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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间看到了废名(冯文炳)的短篇《竹林的故事》,联想到了沈从文和汪曾祺,于是有了更新博客的话题。他们应该算是一个“帮派”的,乡土小说流派的“田园诗”分舵。
    罗岗说过汪曾祺的《受戒》,小说的叙述和内容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什么叫“紧张关系”呢,以前不太理解,现在一知半解。不过看过一些书之后,我想把它称为“张力关系”更贴切。张力关系,即作者在文学叙述时采用了一定技巧和手法,使得形式和内容之间有了一种曲折对应;往往会产生一种新奇的效果。

(一)
    先说不曲折的情况,就是直接、一一对应,就是“还原性叙述”。陈晓明说:“现在的小说,都是用那么实在透明的还原性的语言,目的仅仅只是重现现实事件,再也没有人用纯粹文学一点的语言写小说,我就感到有一种缺失。”所谓“还原性的语言”,其实颇有些“我手写我心”的味道,尽管你可以说得有趣,可以写得调侃,可以显得深情,也可以很有文采……但是叙述本身不承载传达思想的责任,只要尽量把故事说好,故事内容就能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全部思想;叙述结构、语言等等都只是工具。
    (当下确实如此,长篇小说就是字数很多的小说,虽分为几编几章,但都按照故事的展开依次写下来;没有多少小说会在篇章结构上做文章,像新书《我的名字叫红》那样,更不会在叙述中追求与日常生活思维有别的文学形式的语言。最典型其实还是新诗,如今诗人比读者还多,人人都会写诗,没有多少人能做到徐志摩一般形式和内容的兼备;再比如戴望舒的《雨巷》,诗歌的错落形式、语言的叠沓反复,声调的委婉缠绵,韵脚字的仄声低徊……形式本身就能传达一定的情感。)括号内所言并不是形式与内容的张力关系,但想在这里表明写作应该注重叙述本身的力量。

(二)
    再说曲折关系,也就是张力关系。罗岗在评价《我的名字叫红》的时候说:“这个小说确实是非常好,采用了限制性的视角,这个视角是和西方的透视法联系在一起的。小说里有一个内在冲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好像有一个主体性,但是这样一个主体性叙述的方式和小说所讲的细密画的方式,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内在的紧张,而这个紧张和东西方的紧张是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我想到了电影中的两个例子,应该可以作为意会的材料。一是黑泽明的《罗生门》,一个故事三个叙述角度;每个角度的叙述与故事本身就形成了内在冲突。这样,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就不仅仅由故事内容带来,叙述本身也同时传递了作者的某些思想。
    二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警察杀人时要听贝多芬的交响曲,如同《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场械斗以《天鹅湖》为背景音乐。这就是叙述和内容的张力关系。(试想如果按照传统拍摄方法,只有激烈残酷的打斗声,我们观看之后会有什么不同的体会呢。)无疑电影的这个桥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枪战的认识,我们也感受到了导演要传达的除枪战这个内容之外的某些思想。

(三)
    文学上也有例子。先看陈晓明对苏童《碧奴》的几段评价:
    “苏童避免使用透明性的记实语言,而是用先锋派的修辞性的语言。他不去写血淋淋的实在世界,而是要在语言对呈现效果的追求中给出一种距离——一种虚幻的神话式的距离,它有意削弱了历史苦难的现场感和实在性,但使它们更具有想象的和寓言的意味。”
    “这部作品最大的艺术特色就在于:对历史压迫的寓言性揭露与灵动飘逸的叙述语言构成的张力关系,对残酷事物的叙事具有了中国传统大写意的美学韵味。”
    “当然,苏童在探讨一种超出内在性格、情感、矛盾和戏剧性冲突的叙事,那个主人公碧奴与她要哭泣的丈夫并没有更多的正面关系,也就是没有内在主要二元关系作为叙事的推动力。那个被哭的丈夫始终是缺席的,这使苏童的叙述就要超出内在矛盾,依靠外在社会化的冲突来推动叙述,而社会化的矛盾采取了寓言的形式,苏童的叙述就是以超然的外在化的视点去透视那个神话般的历史。他把叙述带到了一种纯粹话语的状态,他让故事中人物都有着自由飞翔随所欲的姿态。”

    还有余华小说所采用的陌生化叙述,《四月三日事件》:
    早晨八点钟的时候,他正站在窗口。他好像看到很多东西,但都没有看进心里去。他只是感到户外有一片黄色很热烈,“那是阳光。”他心想。然后他将手伸进了口袋,手上竟产生了冷漠的金属感觉。他心里微微一怔,手指开始有些颤抖。他很惊讶自己的激动。然而当手指沿着那金属慢慢挺进时,那种奇特的感觉却没有发展,它被固定下来了。于是他的手也立刻凝住不动。渐渐地它开始温暖起来,温暖如嘴唇。可是不久后这温暖突然消失。他想此刻它已与手指融为一体了,因此也便如同无有。它那动人的炫耀,已经成为过去的形式。那是一把钥匙,它的颜色与此刻窗外的阳光近似。它那不规则起伏的齿条,让他无端地想象出某一条凹凸艰难的路,或许他会走到这条路上去。
    现在他应该想一想,它和谁有着密切的联系。是那门锁。钥匙插进门锁并且转动后,将会发生什么。可以设想一把折叠纸扇像拉手风琴一样拉开了半扇,这就是房门打开时的弧度。无疑这弧度是优雅而且从容的。同时还会出现某种声音,像手风琴拉起来后翩翩出现的第一声,如果继续往下想,那一定是他此刻从户外走进户内。而且他还嗅到一股汗味,这汗味是他的。他希望是他的,而不是他父母的。

    这段文字中,小说的叙述和所描写的内容发生了追逐。作者所要表达的想法绝不是所讲故事能体现的,而是隐含在叙述语言叙述方式中。这就是叙述的魅力。
    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图画中画着一个烟斗,而图画下面的说明文字写着:“这不是一个烟斗。”

(四)
    汪曾祺的《受戒》很美,被解读的也很多。七八十年代文坛充斥着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他们的特点就是感伤、粗糙,将道德与政治、思想与情感无序的杂糅在一起,没有太多文学性;而汪曾祺的“异质性”就在于细腻、清新和大胆。当然,离开具体的时代背景来谈汪曾祺小说的内在张力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在当时普遍的创作水平(因为上山下乡知识分子所受教育先天不足)和写作模式下人们觉得他的小说特别,释放人性、不随主流等等,而今天看来就和《边城》一样,是一种唯美的诗意。

    废名的《竹林故事》其实也是一样,现在觉得美就够了。不过他能把封建思想对人的压抑用如此美的笔法写出来确实很了不起。这和前面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用到的手法不是一样的吗。有一种叙述和内容相冲突的张力。
    三姑娘的父亲因意外去世了,留下妻子和女儿。其实小说内容要表现的是“守妇道”的封建思想对两个女人生活、思想、灵魂的控制,让她们在这么多年囿于孤独悲哀中都不敢去寻找新的幸福。如果换做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或者“五四”时期的那些激进青年,一定会写得很心酸或者很讽刺(如《祝福》关于祥林嫂人物的刻画),但是冯文炳却写得这样唯美,似乎看不到任何批判或同情,而通过语言我们读者倒是产生了好感;于我倒是产生了向往。
    真的,就说“五四”吧,大家都提倡男女平等,但他们不都在婚姻问题上不尊重女性吗,包括鲁迅、徐志摩。再说了,包办婚姻不好,但是如果不是包办婚姻,以矛盾的长相怎么能找到如此漂亮的老婆。
    再说封建社会不好,但是假如我是地主,能够三妻四妾我还巴不得是封建社会呢。
    说《竹林故事》吧,很多读者并不会留意到封建制度这一层,只会觉得美,语言美,风景美,三姑娘也美。我甚至很俗的想,如果能有这样一个老婆该有多好;而今社会,女孩子哪能对男孩子这么好,凶神恶煞、不守“妇道”。
    调侃完了。认真的说,《竹林故事》的这种叙述张力背后就会给我这样的启示,对过去对历史的重新认识。我们所否定的东西是不是都不好,我们概念化的东西是不是都像别人说的那样。没有亲身的体会和细致的感悟很难领悟真谛。如果小说不是这样冷静的温婉的讲,那么就算它再尖锐一语中的,或者再抒情悲悯,我也不会有所感触。

(五)
    其实联系到实际,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说会呈现不同的模样。虽然现实也许就一种,但世间的人却按照自己的理解过着不同的生活。
 
    (200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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